国际发展视野中的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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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郑永年

......中国的经验有很多，但从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来说，主要可从如下五个方面来讨论。

不能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

　　首先，我不同意国际学术界和政策圈一直流行的所谓“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的看法。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如果没有政治改革，很难想象经济发展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也很难解释当代中国政治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政治之间的巨大区别。关键在于如何定义政治改革。在不同发展中国家，因为内部情况的不同，政治改革具有不同的内容。同时，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政治改革也会具有不同的内容。如果光从“民主化”的角度来看类似于中国那样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改革，那么很多宝贵的内容就会轻易忽视。实际上，单单从民主化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人们经常会得出悲观的结论，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改革往往反反复复，很少有一帆风顺的。西方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进行民主化的改革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民主是一种能够帮助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最有效的制度。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 不仅仅是民主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问题。西方社会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确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完备的现代国家制度，但多数发展中国家显然还没 有建立起这样一套制度。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的任务就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民主化并不能够帮助它们建立现代国家制度，但现代国家制度建立以后，民主化则是有可能的。

　　国家制度建设就是中国过去将近30年的政治改革的核心。中国领导层一直强调的机构改革就属于这个范畴。民主化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其中一个目标，但不是唯一的目标。除了民主化，中国还有其他很多同样重要的目标，如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等。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多重转型往往给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带来莫大的压力。

消解压力靠渐进和有序

　　在一些国家，政府面对多重压力无能为力。在中国，多重压力主要是通过两个方法来应付和消解的。其一，是改革的渐进性。渐进改革表明改革并非革命。中国没有采取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急进改革方法，而坚持改革的渐进性。改革的渐进性使得中国有时间和空 间来不断调整政治体制以适应不断变化中的经济和社会。其次，中国把改革分成不同的阶段，在每一阶段，各方面的改革优先次序不同。简单地说，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中国改革的主轴就是经济改革。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了，而是说在经济改革是主导地位的这个阶段，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是辅助性的。没有各种辅助性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经济改革就很难进行。自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社会改革的焦点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等方面。社会改革一方面是为了消化由经济改革带来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进一步的经济改革营造一个更好的社会基础。当然，没有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也难以发生和发展。有序的社会改革还是要以政治改革来保障的。中国还没有进入一个以政治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这个阶段什么时候来就取决于社会改革和进一步经济改革的进展情况，但这个阶段一定会到来。

　　第二，经济发展需要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秩序。没有这个秩序，正常的经济活动就很难进行。这个命题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几十年前出版的《变革中社会政治秩序》中的一个主要观点。这个观点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还是适用。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如果一个国家处于封闭状态，那么很难得到发展。国际资本已经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动力。如果不开放，国际资本就不会进来。但光开放还不够，还需要秩序。秩序是资本和商业活动的基本条件，尤其对国际资本更是这样。实际上，如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印尼的经验所表明的，一旦失去基本的政治社会秩序，原有的发展成果也会很快付诸东流。前苏联的经验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

　　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也有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运动或者群体事件，但政府保证了基本社会政治秩序。自邓小平1992年南巡以来，中国在吸收外资方面一直是在发展中国家中间领先，这应当和中国的社会秩序有关。很难想象在社会失去秩序的情况下，外资还会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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